专访丨张莉：在公共灾难时，性别不平等现象更加突显(3)

当代文学作品里，铁凝的《玫瑰门》书写了三代女性的艰难成长历程，深具性别意识，要特别推荐。王安忆的《逃之夭夭》，我也很喜欢。迟子建有一系列中篇都很好，比如《晚安玫瑰》；她有一部长篇《白雪乌鸦》，写的是一百年前哈尔滨的大瘟疫，好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叫《如此温暖，如此寒凉》的书评，在小说里，有一位在大瘟疫流行时期给大家送糖果的女人，她温暖着那些恐惧的人们。

这二十多天来，武汉是最牵动我们情感的城市。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都为疫情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怎么样让自己安静下来呢？前天我重读了《白雪乌鸦》，再次体验到一种彻骨的寒冷和切肤的痛感。我想说的是，今天读和几年前读很不一样，会落泪。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潘毅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4月版

新京报：在做女性文学研究时，会不会受到一些阻力或歧视？

张莉：从硕士到博士，我的导师们一直很支持我。虽然他们不是女性研究者，但他们充分认可这一研究的价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博士毕业求职，一家用人单位说，他们暂时不需要女性文学研究者，我就马上离开了。但我不觉得这是歧视，毕竟工作是双向选择。

坦率说，做研究不能看别人的脸色。外人怎么看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全神贯注，把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做好。近几年，我越发觉得在“我们时代的性别观”研究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所以我发起了“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也呼吁一种新的女性写作，这些工作得到了很多同行的支持。整体而言，我们社会在发生改变，但前提是每个人都要努力做些改变。

新京报：在当代中国，两性平等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张莉：我想谈谈对“女性解放”这一问题的看法。今天，中国女性的地位，有很多方面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证。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有很多家暴存在，这是现实，需要去呼吁、去发声。

女性解放、男女平等，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代代人努力奋斗得来的。一百多年来，我们从不缠足、剪发、兴女学，再到共和国成立，再慢慢走到今天，这都是一代代先驱争取得来的。在这其中，有女性自身的努力，更有男性知识分子的参与。

最近几年，在新媒体上可以看到，有很多女性对性别身份有了充分的自觉，有认识力，也有行动力，这是一种进步。多年以后回头看，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看见女性劳动者”卓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