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勇看来,资管新规通过规范金融机构资管业务、统一同类资管产品监管标准、有效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解决了部分资管业务发展不规范、多层嵌套、刚性兑付、规避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等问题,有利于重塑健康、有序、高效的资管生态。同时,资管新规也对资管行业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也带来巨大的转型压力和挑战。
从2014年至今,资管行业呈现爆发式增长,从40万亿出头到目前的120多万亿,野蛮生长带来资管乱象丛生,隐性担保的地方融资平台快速发展,房地产过度融资,房价居高不下,而实体经济很难得到融资支持。
在2015年,时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李勇就敏锐地指出,虽然大资管行业蓬勃发展,行业规模快速攀升,但在资管行业体量上去后问题也接踵而来,一些网络借贷(P2P)和私募股权的风险相继暴露。
针对这些金融乱象,李勇当时就建议及时做好金融风险监测,在大资管时代既要“全监管”,也要“全托管”,金融准入不能随便放松,互联网金融即便换了“马甲”也要监管;大资管行业需要强制托管制度,托管的核心职能正是做好监督。
李勇表示,“金融安全关系到亿万老百姓的资产和财富的安全,更关系到社会稳定和谐,对于金融乱象的治理不容手软。”
而2018年资管新规的出炉,李勇认为这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回归本源的标志性事件。
始终将公募基金托管作为创新前沿
与上述金融乱象相比,具备独立托管制度、运作规范透明的公募基金正在成为大资管行业的标杆,资管新规也参照公募监管体系打造了大资管行业的统一规范。
在李勇看来,过去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公募基金没有发生过挤兑现象,规范的投资运作和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获得了投资者的认可,托管制度成为公募基金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石,塑造了公募基金公开、公平、公正的资产管理人形象。
而工商银行自1998年率先托管国内首批公募基金以来,始终将公募基金托管作为业务发展的关键核心和创新前沿。
李勇介绍,首先,工商银行坚持“客户为先”理念,紧密跟进公募基金市场发展,持续拓展公募客群,与基金公司携手共进。截至2018年末,工行托管公募基金近千只,合作基金公司近90家,托管规模超2万亿元,市场占比16%,托管基金数量、规模及合作机构数量均领先同业。
其次,工商银行坚持公募基金托管产品和服务创新,推动托管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长期担任基金业协会各专业小组组长单位,工商银行在2018年曾作为中国基金业协会估值小组组长单位牵头编写《中国基金估值标准》,以长期的研究投入锻造扎实的专业能力。
再者,工商银行坚持自主研发托管系统,持续迭代更新,保持科技领先优势,为高效、精确、可靠的基金托管服务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2017年投产了第六代托管系统,业内率先采用分布式系统架构,在系统运行处理效率、新增模块开发速度等方面大幅提升。
“强托管模式”逐步推行
托管业务前景广阔
具体从资管新规对托管业务的影响看,李勇认为托管行业扎根资本市场、服务资管机构,资管新规对于资本市场、资管生态的影响,会在同一时间传递延伸到托管行业。
李勇分析,从短期来看,受新规冲击,资管市场规模明显缩减,2018年大资管市场规模从124万亿元下降至118万亿元,托管规模的增长面临困难;但从长期来看,新规提升托管地位,极大有利于“强托管”模式的推广,托管业务的外部发展环境变得更加友善、规范、健康;随着资管市场更加健康发展,托管业务的前景也更加广阔。
在李勇看来,大资管领域存在三种不同的托管机制:“强托管”、“弱托管”和“无托管”模式。在“强托管”模式中,托管人承担受托职责,对投资过程的资金流、信息流进行实质性监控与监督,有效防范挪用风险;而“弱托管”和“无托管”模式中,托管人独立三方监督机制缺失或者落实不充分,容易导致风险频发。
李勇认为,资管新规明确规定“资产管理产品应当由具有托管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独立托管,实施实质性的独立托管”。随着“强托管模式”的逐步推行,托管人的地位更加重要,托管范围更加广泛,托管服务内容将更加充实。未来,托管人将成为资管新规最重要的落实者和推动者之一,可以为支持和保障资管行业健康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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