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友情？(4)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分化言论——只有被社会接纳为“名誉男人”，女性才能拥有男性才能享有的美好感情关系。人们常常恭维一个女性“和其他女孩不一样”，但在表面恭维的背后，是她绝不会被真正融入男性共同体的现实，只要她还需要在三套不同的社会价值衡量体系中反复挣扎，女性就拥有也不会成为“兄弟连”的一部分，正如电影《绿皮书》里试图进入白人中产阶级生活里的黑人。对女性特质的攻击和污名带来的，只是女性共同体的进一步割裂。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完全对女性友谊持有悲观态度，复杂的竞争关系、艰难的环境既可以抹杀友谊，但同样可以为女性友情带来某些特殊的品质。从中生长出来的闺蜜之情是一种复杂和珍贵的产物。

意大利著名作家莱娜·费兰特

（Elena Ferrante）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而且，可贵的友谊不仅仅能成为私人生活的慰藉和情感支撑，还能够在更大层面上发挥作用，成为影响公共生活和社会的助推器。早在古典时期的希腊，友谊在许多城邦已经成为个体之间在公共生活中具有美善感的个人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间的友爱是维系城邦共同体的基本纽带。工业革命后，随着传统社会团结机制的瓦解和人际交往的疏离，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

（Ferdinand Tönnies）

（Emile Durkheim）

《共同体与社会》，[德]斐迪南·滕尼斯 著，张巍卓 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2月版。

早在18-19世纪，英国的女性就尝试通过友谊会的形式来形成共同体。女性友谊会会为其成员提供的服务主要是疾病、分娩、丧葬津贴和养老金,此外还有定期的宴饮和娱乐活动，有些女性友谊会还创建了自己的图书馆供成员学习。女性友谊会尽管由于政府政策原因，存在时间不长，但在女性福利供给方面具有开创性作用。工业革命兴盛的18-19世纪，女性友谊会在工人阶级女性就业、降低家庭生活风险、女性救济方面意义重大。

20世纪60-70年代爆发的女权运动则是另一个值得铭记的女性友谊标杆，女性关系告别了在男性面前的“争宠”和大大小小的内部矛盾，在女权主义的倡导下向团结一致、反抗男权的方向发展。走上街头的女性抗议者、支持私人堕胎手术的医生护士和参加妇女组织的家庭主妇们，为了救助朋友和同胞面临着极大的风险与牺牲。这表明了女性之间的友谊不仅是个人进行自我肯定或者满足的途径，也有能力通过女性的联合对现存社会的两性关系和社会秩序提出挑战。

近年来，“姐妹联盟”通过互联网的力量重兴，无论是席卷全球，反对性骚扰的#Me Too运动，还是最近美国女性为了反对堕胎法案而发起的运动中，都有许多女性惺惺相惜、互相支撑、并肩作战的身影。她们也许生活中互不相识，相隔在大洋两端，从未彼此分享过私密的感情生活，但在一种更宽广的层面上，她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同样值得人们感叹一句——友谊地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