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权、美学到社会关切(2)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经历剧烈变革的时期，也是美国左翼文学的分水岭。女性主义、左翼运动与后现代理论的联姻，促使美国左翼女性文学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内容而转向个人生活方式的表达。60年代后的左翼女性文学呈现出精英化的趋势，其关注点从政治转向文化，从群体转向个体，深度关照个人精神危机，强调文化革命和美学救赎，在写作技巧上也经历着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

　　这一时期的左翼女作家如苏珊·桑塔格、玛丽·麦卡锡、伊丽莎白·哈德维克、莉莲·赫尔曼等人，既是有相当影响力的著名作家，又是活跃在各种社会运动中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作为新左翼运动的领军人物，桑塔格的思想和创作极具代表性。受赫伯特·马尔库塞艺术解放论的影响，桑塔格倡导个人解放与艺术解放相结合，试图用艺术的审美来释放理性对社会与个人的压抑。桑塔格的处女作小说《恩主》就突出地表现出了她的美学革命立场。

　　主人公希波赖特是一个对生活心生厌倦的无所事事的大学生。一日他梦到自己身处一个监狱式的房间，一个穿黑色泳衣的男人逼迫他跳舞并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正惊慌失措之时，一位白衣女人飘然而至。希波赖特尽力谄媚、讨好女人，甚至想强暴她……希波赖特对这个稀奇古怪的梦念念不忘。梦中体会到的兴奋、恐惧、期待等鲜活的情绪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丧失掉了的，让他产生了自己还活着的感受。于是他决定换个活法，让梦境来引导生活。自此希波赖特开始了做梦演梦、以梦释梦的日子。他把安德森夫人当作梦中的白衣女人，在一系列梦境的指引下，做出了一系列疯狂荒谬的举动：引诱她做自己的情人再把她卖掉,安德森夫人自己回来后希波赖特又设计了一场大火想把她烧死，计划失败后转而建豪华房舍为她进行心理疗伤……故事的荒诞性在小说末尾达到顶峰：希波赖特声称自己的记忆出了错，安德森夫人的故事似乎有了别的版本。至此读者已经同希波赖特一样，对孰真孰假，孰是孰非难以辨别了。

　　有趣的是，桑塔格一方面对陷入精神困境的知识分子给予深切同情而为他们指出了美学革命的解放路径，另一方面却也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美学革命的虚幻性。用艺术的手段来抵抗生活的无奈和平庸，这种饮鸩止渴的休克式疗法实际上放弃了艺术对生活的表现和阐释，非但不能解决自我异化的问题，反而把自我在异化的道路上越推越远。

　　新左翼女性作家在这个时期的创作，表现出明显的主体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特征。她们一方面想深入生活，做左翼运动中的引领者，另一方面又在文化和审美趣味上表现出高冷姿态，以这种优越感隔离了与普罗大众之间的联系。

　　Ⅲ.当代左翼女性文学的社会关切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左翼运动在美国逐渐式微，但左翼思想还在持续地向前发展并内化为美国社会的一种批评或自我修正的力量。面对全球化、多元化的新语境，当代左翼女性文学体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心和责任意识，不但在文学创作领域内显现出新气象，也在理论创新方面展示了新建树。

　　当代左翼女性文学越来越贴近现实，越来越重视对社会重大历史事件的反馈、表现和反思，并以此为契机进行左翼文化传统的梳理和回顾。美国当代女作家克莱尔·梅苏德的小说《皇帝的孩子》（2006）以9·11事件为背景，探讨了左翼思想传承的话题。小说描述了9·11事件前后，曾经在60年代风云一时的左翼领袖默里的高大形象被他的侄子、女婿、情人、女儿等年轻一辈逐渐解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对默里及其代表的旧时左翼文化的“脱冕”，包含了复杂的内容，是对左翼思想的哀悼，但同时也是一种致敬，甚至还隐含着无力超越的自嘲。小说体现了当代左翼女性文学深度观照历史、表达人文关怀、承担社会责任的视野和胸怀。

　　当代左翼文学在理论体系建构方面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挖掘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构建女性写作传统以此来挑战传统的文学史与文学史观；二是将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理论结合，对包括左翼思想本身在内的西方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前者以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发表为标志，这一成果被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后者以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理论探索为代表，她的研究范式和文化思想深化了我们对于文化政治的多元化的认识。女性传统、女性批评、女性写作开始成为当代左翼女性文学研究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