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论述

　　原标题：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论述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和发展，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凝结着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即为其中的优秀代表。李大钊一生致力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尤其通过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优越性及共性与个性结合的统一性等论述及这些思想的传播，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论述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论证了“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绕日之一样确实”

　　中国人民从接触社会主义到接受并将其变成现实，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阐明了社会主义是未来中国的必然选择。

　　首先，李大钊运用科学理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向做了说明，论证了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与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的必然性。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李大钊迅速对其性质和意义进行了深刻分析，比同时代的人们更早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社会主义将为中华民族解放和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带来希望。1918年至1923年，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文章，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并进一步预言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讲，在资本主义发达中，产生了一种新势力。这种新势力，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发生，恰如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社会主义’之想打破资本主义的制度，亦恰如鸡子之想打破卵壳一样。”随着他对社会主义研究的不断深入，李大钊已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至1923年8月，在《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观》一文中，他指出，“科学的社会主义，把他的根据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由此说来，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绕日之一样确实”。

　　对于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李大钊是从世界和中国现状来认识和分析、经过求真务实的科学求证的。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建立旨在“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而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做了大量工作。他认为：“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对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的建立充满信心，认为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并主张通过革命的方式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论述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论证了欲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

　　李大钊的一生，都在探索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道路，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也正是在这种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李大钊发现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旧制度的腐朽。早在1913年4月，李大钊在《大哀篇》一文即指出，“今之自命为吾民谋福利护权威者”及其“保护制度”，导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1919年1月，在《新自杀季节》中指出，那些自杀的现象“只应从社会制度上寻找他的原因”。在同年9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中，李大钊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落后与罪恶，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本家榨取工人的余工余值，“在资本主义制度发达之下，贫困日见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