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托马斯·弗里德曼没有免于福山的命运，各种带有“不是平的”的书籍在《世界是平的》十几年后蜂拥出现在市场上。在这里要介绍的简世勋（StephenD.King）所写的《世界不是平的》(GraveNewWorld)就是其中一本。在书中，简世勋给出了一个阴郁的判断“在政治和经济上，西方版本的全球化都达到了自身的极限。”
在这本书中，简世勋以清晰的语言说出了一些事情：全球性的资本与商品流动不止是造就了繁荣，也造成了西方国家内部收入上的不平等（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已经用详实的数据来做了证明），而这又进一步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分裂。在达沃斯论坛上高谈阔论的各国精英与愤怒的社会大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重，应运而生的就是各种民粹主义政治家，他们开始鼓动大众，要求重建一个隔离的世界。
这些民粹主义者的抱怨不能说没有道理，民族国家原有的社会保护机制（比如工会），在全球化的影响下，确实有大幅度的削弱。由于威尔逊世界秩序在冷战后过于成功，西方发达国家的上中层阶级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安全之时，确实也忽视了对其同胞福祉的照顾（新自由主义的流行不能说与这些人的自满没有关系）。同时，有些国际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剥夺了这些民族国家做出反应以进行社会保护的能力。比如说，简世勋就指出，欧元区的实现使得意大利丧失了汇率调整手段，本来这种传统手段可以让经济竞争中的失败者稍稍得以喘息。
我们似乎可以说，威尔逊世界秩序的过度成功管制，不仅如上文所说，消除了那些自我治理不善国家的外部压力，也促成了发达国家的民族共同体的自我消解。
当然，板子也不能全打在威尔逊世界秩序的设计缺陷上。简世勋指出，还有三项因素在冲击着西方世界：移民、技术与货币。由于交通的便利程度上升、旅行费用的下降、见识的增多、更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动荡以及气候变化，大规模人口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移正在冲击西方世界的稳定；新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发展，分割着人们的心灵与经验世界，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网上部落，造就了大批心怀不满又具行动能力的公众；最后，“当每个国家都试图从不景气的全球经济蛋糕中分走更大的份额时，货币政策越来越可能沦为‘以邻为壑’的工具。”
那该怎么为当前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打上补丁呢？这里有一些明显的思路，如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认为，“国家面临三选一的艰难抉择：要么限制民主选择，希望全球经济与金融收益能够最大化；要么限制全球化，希望国家的民主选择能够得到强化；要么施行全球化的民主，在全球或地区层面创建机制，取代那些至今依然被认为独属于民族国家的领域。”简世勋也指出，欧盟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允许欧元解体，实行汇率灵活制；二是为资本市场建立一个正规调解机制，改变过去偏爱债权人的做法，为欧盟建立一个负担分配机制；三是放弃边界，建立欧盟国联邦国家。
简而言之，他们的主张是，或维持现状，或走向孤立主义（去全球化），或者建立一个全球/地区政府。当前西方各国的社会动荡与社会分裂，可以看成是这些不同选项之间的争斗（这一方把另一方看成是民粹极端，另一方把这一方说成是卖国精英），但从另一方面看，也说明了这些选项各自不受欢迎的程度。从政治上说，其实都不太可行。
那么，问题就无解了吗？许多对当前混乱忧心忡忡的思想家们担心，整个世界可能会重归长期竞争状态，回到那个“他们vs我们”的时代，认为这将是一个灰暗新世界。但也许解药正在这里。其实还有一条路，是上述思想家、政策倡议者们暂时还没有想到的（或者说想到了，但暂时不方便说出来），那就是重新在国际体系中引入（或者说制造）一个具有极大威胁的敌人，从而重建世界秩序中的竞争压力，用对外的冲突增进内部的团结，从而让现在还处于对立状态的精英与民众握手言和，在民族国家和国际市场自由竞争之间建立必要的平衡。地区中的合作、地区间的对抗是这一解决方案的可能变种。这就有点像在21世纪重建“帝国”格局，各个“帝国”实行内部的“全球化”，但是在外部分割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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