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对当前混乱忧心忡忡的思想家们担心，整个世界可能会重归长期竞争状态，回到那个“他们vs我们”的时代，认为这将是一个灰暗新世界。
作者：郑非
封图：图虫创意
导读
壹 || 人们普遍把欧洲自中世纪末以来的进步归结为多元竞争的存在，同时也认定国际竞争的危害不会太大，国际秩序是会自我调节的。
贰 || 不管是不是美国强加于人，当代世界确实已经是一个“威尔逊世界”。
叁 || 如果说一战前的那个世界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竞争是失之于猛，那么二战后的这个世界却是矫枉过正，失之于宽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亲历者在回顾大战最初时刻的时候，多半都会提到人们的欢欣鼓舞之情。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用痛恨艳羡并存的语气详细地描述了开战日：“在维也纳，我发现全城的人都头脑发昏，对战争的最初惊恐突然变成了满腔热情……维也纳大街上走着各种队伍，突然之间，到处是旗帜、彩带、音乐。年轻的新兵喜气洋洋地在行军，脸上非常得意……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
许多历史学家把这种好战情绪归结为19世纪中晚期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欧洲文化的渗透。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比如赫伯特·斯宾塞与白芝皓看来，社会竞争带来社会进化。社会竞争又主要是国家、民族之争，主要体现在战争上。正是通过战争，一个群体才加强与巩固了内部的团结、效率与社会制度的完善。
德国将军伯恩哈德是赞美战争最力之人，说“战争是万物之父”，又说“对于生物而言，战争是第一重要的必需品，是人类生命中不可取代的规范力量。缺少它，不健康的发展将接踵而至，将排除任何优秀种族的进步并因而阻碍任何真正文明的成长。”
当时的欧洲人或深或浅的接受了这种对战争的尊崇。比方说，柯南道尔就在其作品中借福尔摩斯之嘴感叹道：“这会是冰冷和苦涩的，华生……但是，说到底这是上帝的狂风，风暴过去后，阳光下会有一片更干净、更美好、更坚实的大地。”
这种认知其实相当符合当时的欧洲人对历史的认知和对现实的体验。人们普遍把欧洲自中世纪末以来的进步归结为多元竞争的存在，同时也认定国际竞争的危害不会太大，国际秩序是会自我调节的。社会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有一句名言“国家制造战争，战争造就国家”，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即战争带来的紧迫而持续压力推动了国家组织的建设）在19世纪其实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欧洲人确实能在19世纪的欧洲史上看到这么一个模式一再出现：在一场战败之后，封建特权被废除，个人权利被授予。普鲁士的农奴制是在耶拿会战惨败后被废除的，奥地利的自由主义改革是从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失败后开始的，而沙俄专制统治的大松动也起源于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悲惨遭遇。
正是在这种对战争的玫瑰色想象中，欧洲人走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在历经3年，死亡1150万人之后，和平才再次降临。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印象深刻的自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对西方人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刻骨铭心，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悲叹：“19世纪崇高伟大的文明大厦，从此在战火中灰飞烟灭……对成长于1914年以前的一代而言，这个分水岭前后对照的差异实在太大，许多人简直无法把现在和过去做任何连接。”
至此之后，欧洲人对世界与自己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昂首前进的文明心气不复存在，许多金科玉律也被抛弃。威尔逊主义以法理管制世界的想法开始深入人心，传统的列强均势体系被集体安全体系所取代，战争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手段的合法性遭到质疑。控制国际竞争，而不是鼓励国际竞争，成为一种主流思潮。
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以讽刺的语调指出，美国人把民主、自由商业活动及国际法为基础的全球国际秩序视为当然，这种理想主义观念出自于美国特殊国情，既天真又不切实际，却并不妨碍威尔逊主义在其提出的一个世纪中成为美国外交思想的基石，也成为国际关系的现实（基辛格认为这是美国凭借自己的超强实力将其头脑中的世界图景强加于人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