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不是美国强加于人，当代世界确实已经是一个“威尔逊世界”。这首先体现在国际战争暴力的急速下降中。在1950年代，世界各地平均每年发生6至7次国际冲突，进入21世纪，这个数字下降到不到一次。每百万人中因战争而死的人数从1950年的240人，下降到了2000年的10人。卡列维·霍尔斯蒂在研究当代战争起因的时候指出，在1945年到1989年间，因为领土问题而爆发的战争数量相较于1815年至1941年下降了将近五成以上，由商业或资源纠纷引发的冲突次数下降的更多。此外，无论是战争平均持续时间，还是战争危及国家存亡的程度，也都在显著下降。这一形势如此的明显，以至于约翰·基根在其名著《战争史》中说道：“在我以毕生精力阅读战争史料，与老兵厮混，探访昔日的战场，观察战争的影响之后，我似乎感到，战争即将偃旗息鼓了，且不论战争是否理性，至少它很可能不再是人类处理分歧所需要的和有效的手段了。”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暴力显著的下降，使得斯蒂芬·平克乐观地写出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将之描述成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超长期趋势中的一部分。
其次，这体现在国际经济交往前所未有的稳定与安全之上。在19世纪，海外投资和海外贸易的安全度几乎完全取决于所涉及国家的武力强弱。二战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的出现，国际商法的普及与对接，编制了一套国际经济管制网络，大大改善了国际投资、贸易的安全与稳定程度，减少了各国的经济交易成本，也使得世界市场的容量大大增加。
在1913年，全球海外投资历年总额以2012年的美元计，大概在10000亿美元左右。而在2005年至2019年间，几乎每一年的海外直接投资额（FDI)都会大于10000亿美元（只有2015年、2018年是例外）。这种巨量资本市场的出现，再好不过的说明了这个时代经济资源的安全与丰沛程度。
这个威尔逊世界是一个受到管制的世界，也是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可以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理论的体现与胜利。如果说现实主义者将国际政治看成是权力游戏的话，自由主义者相信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最终将使人们习惯于合作，也相信国家和社会在和平和繁荣中的进化能力，相信国际合作与适当的管理能够促进“成功国家典范”的扩散。
至少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确实出现了一波民主化浪潮，但也同时出现了一波反向浪潮（且势头没有衰竭）。换句话说，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但与之相反的势头同样强烈，而且这看起来不仅仅像是受到了同时代民主化浪潮的刺激。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趋势？许多人给出的解释是榜样的力量。但说老实话，这个答案未免太直白、太短视了些。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归咎于威尔逊世界秩序的缺陷上，它的目的旨在控制住国家暴力的规模与层级（它认为国家间暴力最可怕，也是扰乱和平与繁荣的最大因素），它确实做到了。但是它接下来假定和平所造就的是“渗透与学习”，这就大错而特错。有相当多存在缺陷的国家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和平中享受到了国家安全，在没有足够竞争压力的情况下，也就缺乏改革的动力。
威尔逊世界的这种缺陷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得到证明——这世界上存在相当多的失败国家（失败国家指的是那些政府效力和合法性降低到一定临界点的国家。它或者失去了对其领土的控制，国家中或军阀或私人武装割据，或者政治腐败到政府几近瘫痪，无法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社会、经济衰败，国内暴力肆虐）。国家衰败到什么程度才算失败国家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在这方面确实没有公认的精确定义），不过，这世界上确实有这种国家，却是确认无疑的事情。
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这个问题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的回答。但是美国政治学家赫伯斯特在其文《战争与非洲国家》中指出，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在大多数时候没有面临任何严重的外部威胁，这样这些贫穷、行政结构薄弱，往往有极大族群多样性的国家从来没有机会像近代欧洲国家那样以战争制造/巩固国家（缺乏国际战争的后果之一是政府精英没有动力来改革税收体制，国民也很少因外部冲突增加对国家的认同）。赫伯斯特认为，非洲国家尤其如此，它们往往有太多的薄弱之处，却享受了过多的国际安全。
所以说，如果说一战前的那个世界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竞争是失之于猛，那么二战后的这个世界却是矫枉过正，失之于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