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总是趁着工作的间隙，在午休时间一边品茶，一边拿起毛笔信手涂上几笔。这样的日子不仅叹一句苏子美的名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 ”
同事看着我用一个天青色如意小瓷砚盛墨，觉得特别好奇。因为在他看来，砚台不过是方方正正的用石头制成的罢了。所以见到瓷砚有些好奇。其实他不知道的是，用瓷泥制作砚台可追溯至魏晋时期。
砚台是文房四宝之一，又称“墨海”。《文房四谱》这本书中这样写到：“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海，其上篆文曰‘帝鸿氏之砚’。”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认为砚台的产生始于黄帝。不过这也只是作者的猜测罢了。
那砚台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在上世纪发现的新时期文化遗址中，相继发现了几方用来研磨和配置颜料的石盘。这些石盘可以看作是石砚的雏形，有实用性，但是审美方面并未兼顾。
据说孔庙里尚且保存着一方春秋时期孔子用过的石砚，不过依然还是以实用性为主，为何这么说呢？因为王嵩崿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夫子庙石砚赋》，从这篇赋的描述中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孔砚不过是一块没有任何雕饰、方方正正的石砚罢了。我想这其实也是由于当时物力和制砚工艺所限。
真正到了魏晋时期，人们对于文房用品，给予了更多关注。魏晋这一时期的文化重老庄学说和玄学，这两种思想都崇尚自然，因此务求清虚玄远的思想与审美也体现在文房用具上。傅玄《砚赋》中说这一时期对制作砚石的材质要求越来越高。石材要选择坚硬又温润的。至于具体的形制和纹饰，则依据天圆地方和阴阳协调的原则加以雕琢。
这篇赋文中不仅提到了石砚，还提到了木头制作的砚台，这种木砚就需要选择比较软的木材，木砚的装饰可以选择用涂饰彩漆。除了传统的石砚、木砚外，瓷砚和陶砚也特别流行。后面两种材质因其更依赖于人的制作，所以人的审美和手工艺水平更容易在这两种材质中凸显出来。
唐宋才是中国砚文化真正大放异彩的时代。古代著名的四大名砚（端砚、歙砚、鲁砚和澄泥砚）横空出世，不仅在选择上多了些材质、样式，同时在实用性之外，也成为人们观赏、把玩、收藏的文玩。因此大量的砚史、砚谱、砚笺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人们把砚台当成了一种书写诗文、书法的载体。砚台边上或者反面的铭文、诗句一般来说比较短小，显得别具一格。
北宋大文豪苏轼不仅能诗文、善书画，还喜欢藏书、藏墨和藏砚。他一生曾作过砚铭数十首，有一首叫《孔毅甫龙尾砚铭》，他是这样写的：“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爪肤而縠理，金声而玉德。厚而坚，足以阅人于古今。朴而重，不能随人以南北。 ”
这里面的“龙尾砚”指的四大名砚中的歙砚，这种砚台因产于歙州（今江西婺源）龙尾山一带的涧溪中，故而又称龙尾砚。当地能制作砚台的石头主要分两种，一种质地坚硬，圭角分明、锋芒毕露，这种石头发墨快，那是由于不够柔软，比较废毛笔；还有一种石头质地温润、肌理圆润光滑，这种石头不伤笔，却也因为摩擦小而不易发墨。但是苏轼提到的“龙尾石”则是发墨好、不伤笔，才会如此受欢迎。
其实现在我们写字很多情况下没了古人那些讲究、就算是盘子、碟子、小碗这些容易也是可以用来装墨的。因为现在我们有墨汁，不像古人还用墨锭，还需要磨墨，因为是否发墨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有些仪式感，因此，需要磨墨写字时，就用石砚，如果用墨汁，就挑选了小瓷砚来盛墨。
但是看见上好的古砚时，依然可以想象到那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以笔墨走天涯，因此对文房用品格外亲昵。那时的人们把砚称作“砚田”，并且戏谑地说：“惟砚作田，咸歌乐岁。墨稼有秋，笔耕无税。”想来“砚田无税”这种戏谑的说法，形象地道出了读书人的文化自信，也映射出中国传统社会对于文化本身的敬重，清晰地表现在文人士大夫对砚台的呵护和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