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一支叫做“塔利班”的武

　　（上图）在离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几公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坦克坟场。坟场里面的坦克和各式车辆是苏联在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遗留下来的。

　　“塔利班”（即“Taliban”），这个词是“talib”的复数，意为“伊斯兰信仰的学生”或“宗教学生”，也有人将其意译为“神学士”。塔利班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创始人奥马尔不可思议的个人魅力。毛拉·奥马尔，人称“阿米尔·乌尔·莫米宁”（“信众的长官”之意），塔利班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1959年他出生在阿富汗坎大哈省诺德赫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父母是无地的雇农，都笃信伊斯兰教，很小时他就担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由于家境贫寒，奥马尔13岁之前甚至没有穿过鞋。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后，奥马尔举家迁移到阿富汗中部的乌鲁兹甘省。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奥马尔积极投身阿富汗伊斯兰革命党领袖迈哈迈德领导的反苏游击队，成为一名出色的RPG火箭筒射手。在战斗中，奥马尔身先士卒，表现勇猛，多次击毁苏军坦克，曾先后四次负伤，并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右眼。如此，奥马尔以“独眼将军”的形象而闻名，还被提升为游击队副司令，但他当时还不算是显赫人物。在“圣战”的岁月里，他与后来大名鼎鼎的本·拉登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奥马尔回到家乡，开设了一家伊斯兰宗教学校，自任校长。1994年春天，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奥马尔的一位邻居向这位年轻而虔诚的毛拉求助，告诉他当地两名少女被一名部落军阀的手下诱拐，在营地中被剃发并遭受了惨无人道的侮辱。义愤之下，奥马尔率领匆忙召集的30名学生，不顾手中只有16支步枪，敌众我寡，发动了一次奇袭，结果大获全胜，成功解救出了那两名少女。此后，奥马尔和他的追随者们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当地巧取豪夺的部落军阀的攻击，并反复声明自己索要的唯一回报即是民众追随他，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伊斯兰社会体系。

　　1994年8月，奥马尔从坎大哈附近的难民营中的伊斯兰宗教学校里征招学生，组建了最初只有800余人的“塔利班”。奥马尔高喊铲除军阀、重建国家、反对腐败、恢复商业的口号，此举很得民心。1994年12月，塔利班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缴获了苏制坦克、装甲车、大量轻武器以及苏联占领时代遗留下的6架米格-21战斗机和6架运输直升机。总数超过1.2 万名在巴基斯坦边境难民营伊斯兰宗教学校中就读的阿富汗年轻人，以及巴基斯坦年青一代伊斯兰激进分子，争先恐后穿越边境前往坎大哈省参加这场突然兴起的“圣战”。阿富汗南方很多军阀也纷纷投奔到奥马尔的麾下。在他的领导下，塔利班逐渐发展成为阿富汗各派中最强大的一支势力，兵力达到5万多人。塔利班的骨干成员多来自宗教学校和受过培训的阿富汗普什图族难民，所以一度被外界认为是代表普什图族的利益。

　　在随后的3个月时间里，有来自巴基斯坦的记者记录下了自己在阿富汗目睹的情境：“1995年3月，我亲眼看到了阿富汗历史改变的一幕。在坎大哈通向赫拉特、横贯‘死亡沙漠’的公路上，挤满了装载塔利班战士的丰田皮卡。他们怀抱着AK-47冲锋枪和RPG火箭筒，以及成箱的弹药、袋装小麦拥挤在一起，大多数看起来非常年轻，在14—24岁之间。他们没有任何关于数学、历史、地理或者生物等现代教育能够给予的知识，只能用最平实粗浅的语言来解释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和伊斯兰法律。”

　　就这样，塔利班在短时间内控制了阿富汗31个省份中的12个。1996年2月，超过1200名来自阿富汗各地的毛拉与其他宗教领袖聚集在坎大哈。他们开了两个星期的大协商会议（普什图语称作“大舒拉”），会上一致推举奥马尔为“埃米尔”。奥马尔成为领袖，除了政治军事才能之外，更多是因为他虔诚地笃信伊斯兰教。在万众欢呼中，他披上了克尔卡-伊-穆巴拉克（即先知穆罕默德的斗篷，前文章节中有所提及），从而宣布他不仅是全体阿富汗人的最高领袖，更是全体穆斯林社团的导师。

　　1996年5月至6月间，塔利班发动了代号为“进军喀布尔”的战役，很快控制了阿富汗全境近40%的领土。塔利班乘胜向喀布尔发起全面攻击，1996年9月27日，塔利班攻占首都喀布尔。奥马尔指派6名来自坎大哈省、从未涉足现代化城市的毛拉组成喀布尔最高管理委员会，宣布在喀布尔施行有史以来最为严苛的伊斯兰法统治：所有妇女被禁止从事任何工作，这意味着几乎全部小学、医疗卫生机构和相当一部分公共事业的瘫痪。几十所女性教育机构被强制关闭，将近7000名学生被强行驱赶回家。电视、电影、录像厅、音乐以及包括博彩、棋类和足球等任何娱乐消遣迅速从喀布尔市民的生活中消失了，全副武装的塔利班战士在街头巡逻，逮捕那些胆敢不穿全套黑色长袍的妇女和敢于剃须的男子。窃贼的处罚是断手断脚，酗酒者将被判处鞭刑，而犯有“通奸罪”者则被乱石打死。

　　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后，下场最为凄惨的当属前总统纳吉布拉。从1992年到1996年，纳吉布拉一直在联合国驻喀布尔办事处避难，并等待联合国通过谈判寻求到印度流亡的安全通道。穆贾迪迪、拉巴尼、马苏德等领导人多次表示，愿意赦免纳吉布拉和喀布尔政权的官员。塔利班即将攻入喀布尔时，马苏德曾两次为纳吉布拉提供离开的机会。尽管他们是政敌，但马苏德从幼年时便认识纳吉布拉，两人曾住在同一个街区。纳吉布拉拒绝了，他相信塔利班。普什图人喜欢纳吉布拉，同为普什图人的塔利班应该会饶他一命，也不会伤害他。就在纳吉布拉落入塔利班之手的前一天，有人找到纳吉布拉，劝说他一同逃离喀布尔。纳吉布拉拒绝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无法挽回的错误。

　　而在塔利班看来，纳吉布拉这个“屠夫”必须严惩。当时联合国副秘书长古尔丁正在喀布尔，他希望能帮纳吉布拉离开喀布尔。古尔丁带着阿拉伯文版的《联合国宪章》面见塔利班领导人，希望他们能尊重人权，不要滥杀。塔利班领导人研究了《联合国宪章》，终究没有理会他的建议。

　　1996年9月27日当天，塔利班士兵找到了纳吉布拉的藏身之处，咆哮着冲进去将纳吉布拉抓住，并根据塔利班理解的伊斯兰教义进行了审判，判决纳吉布拉死刑。塔利班士兵众人面前用非常残酷的方式将纳吉布拉和他的兄弟处决。

　　塔利班借残酷处死纳吉布拉向阿富汗公众显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最初，塔利班以纳吉布拉兄弟的“罪行”为由，拒绝按“伊斯兰仪式”安葬他们。几经交涉，纳吉布拉兄弟的尸体后来被移交给国际红十字会驻帕克蒂亚省的派出机构，转交阿赫马德扎伊部落以传统仪式安葬。塔利班处决纳吉布拉遭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广泛谴责，联合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一残暴行径，并称这样的谋杀将进一步动摇阿富汗的局势。塔利班则以缺席判处拉巴尼、马苏德、杜斯塔姆死刑作为强硬回应。一贯支持纳吉布拉的印度公开谴责这一暴行，并开始支持马苏德的“北方联盟”以遏制塔利班势力的扩张。处决纳吉布拉成为导致塔利班政权和国际社会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