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语教育不是太多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走向国际社会，对外语类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但在英语普及之后，加之人工智能的出现，高校外语教育及外语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也在发生变化。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学习汉语的人数以及来华留学生的数量不断攀升。

如何完善高校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如何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外语人才？如何加强对来华留学生的引进管理和培养？对此，《南风窗》记者专访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德国研究专家姜锋。

何谓世界水平

南风窗：随着英语的普及以及人工智能软件的应用，外语类人才面临的就业环境较之前有所变化，我们高校外语教育应该怎样去完善培养模式、定位培养方向？

姜锋：当前社会上有一些声音，认为开展外语教育的高校数量庞大，社会上学外语的人也很多，这会影响到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就业。我的观点和现在很多文章的论述不太一样，我认为这没有必然的联系，社会对高层次外语类人才需求依然巨大，关键在于外语专业教育的培养质量是否符合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需求。

外语教育是有分类的，高校的外语专业教育与社会上的语言培训的区分在于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是业余学、补充性地学，还是学一个专业、学一门学科。我们现在说学外语的人多了，但实际上学好、学精的还是不够。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学习内容和就业方向是不同的，在我看来，把外语作为一个专业来教学和应用，我们做得不是太多，而是相当不够。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的校园，来自巴西的外教凯斯和学生们在食堂一边喝饮料，一边等餐

我只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我们很多城市里的公共标识错误非常多，闹了很多笑话，无论在厕所还是在车站。有一次，我在一个国家级博物馆看到，“出口”标识的英文居然被写成了“export”。由此可见，专业的外语人才其实还不是很多，外语作为一个专业的建设还不够，我们整体的外语水平还有待提高。

当我们把外语作为一个学科来考察时，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我们的老校长胡孟浩先生曾提过，我们的外语学科，要争取做到世界水平。所谓世界水平，就是你可以将外语作为一个学科知识去研究所在国家的情况，并且能够得到公认。

但是我们现在有多少外语学科研究者的研究能在语言所在国得到认可呢？因此，我们的外语教育不是过多，也不是简单地说存在就业危机，说极端点，这是一个伪命题。

其实我们这个国家非常需要更多的外语专业人才、水平更高的外语语言人才、更有权威的外语学科人才，来体现中国研究外国语言、文化、政治、经济及社会的能力，而恰恰在后面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滞后的。

我说的外语是从学科或专业角度说的，专业外语能力是要把外语作为一个学科形成系统的学科知识，有一整套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对语言对象国以及本国进行系统的研究，并能够得到对象国乃至国际社会的认可。

此外，对外汉语和汉语是不一样的，对外汉语是用汉语对外表达和讲述中国与中国故事的一门学科，但是我们用对外汉语传播中国文化的语言基础，还是欠缺的。所以从整体上看，我们国家的语言能力建设还相当不足，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研究的力量不足。真正站在全球化的场景下来探讨、研究、分析我们国家的整体语言能力，还是相当薄弱的。

南风窗：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年，也是上外成立70年。在过去的70年历史进程中，你认为外语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外语教育及外语人才的使命分别是什么？

姜锋：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外语教育和外语人才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当时我国还处于战争状态，有抗美援朝战争要打，打国际战争就需要语言人才去服务战争，所以上外第一批毕业生就上了朝鲜战场。这是武的战争，还有文的战争。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需要搞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建设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文化和精神体系，所以当时中央马列编译局需要外语人才开展翻译工作。此外，还有社会建设，当时我们和苏联的合作特别密切，我们很多重大项目以及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都有苏联专家在参与，专家的工作要翻译，专家带来的资料要翻译，整个建设过程也要翻译。所以我们的外语教育和外语人才在当时与新中国的命运是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入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阶段，这也是外语教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学习阶段，要翻译引进各类资料，就要培养专业的外语人才。上外就从一个比较单一的外语类大学，向着人文、社科等多学科的大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