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狂奔赶追基因编辑技术，目标10年内开发

　　据 Nature 杂志 5 月 14 报道，未来十年内俄罗斯将耗资 1110 亿卢布（约 17 亿美元）启动基因编辑项目，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开发 30 种基因编辑的植物和动物品种。

　　从看客，到参与者，俄罗斯终于也决定紧跟热潮，在基因编辑领域争得一席之地。

　　近年来，随着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因其坐拥价格低廉、编辑准确度高、周期短等特点，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在各领域得到众多研究者的一致追捧，被广泛应用于植物、动物基因编辑，甚至临床治疗中。

　　但提到基因修饰，人们的态度很容易就紧张起来。上一个被先捧后杀的技术大家更为熟悉，那就是转基因技术。因为目的和原理的相似，使人们很难不在二者之间比较。

　　与欧盟一向保守的态度相左，这一次，俄罗斯选择加大基因编辑研究领域的资金资助力度，旨在缓解对进口作物的依赖，而在这一时间的这一决策，看点颇多。

　　十年之期，投资数十亿美元，最终能否成功换取回报，难度不仅在于科研本身，欧盟的态度、商业化或应用转化的政策法律限制，以及在俄罗斯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都是前进路上的重重阻拦。

　　如今风头正劲的基因编辑，会成为下一个转基因么？

　　基因编辑的时代

　　基因，作为写在生物细胞中的遗传信息，它的表达，构成了生物的生命特点。

　　通过 A、T、G、C 四种不同的碱基的排列组合，生命体具有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生物口令”。但并非是所有的口令都是“有益”或者是“最优”，基因的多样化是生物多样性的根源，但却也让科学家们看到了替换、修改遗传信息的可能。

　　经过数代科学家的努力，CRISPR 作为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的代表横空出世，近 5 年来横扫生物界。从提升经济作物优良性状、到猪器官的“拟人化”，甚至是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生物界正在以人类的意志完成定向演化。

　　在此期间，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众多科研大国，纷纷通过这一技术在基因编辑领域虎踞鲸吞，投入大量的人力、资金进行相关研究。

　　如今，俄罗斯宣布将在未来 10 年内投入约 17 亿美元，开发 30 种基因编辑的植物和动物品种。具体计划为到 2020 年，创造 10 种基因编辑作物和动物新品种，到 2027 年时再增加 20 种，旨在让俄罗斯减少对进口作物的依赖。

　　该计划将大麦、甜菜、小麦和土豆这 4 种农作物列为优先作物。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麦生产国，也是其他3种作物的主要生产国。

　　在科技战争这场没有流血的对抗中，不投入，或是投入不足，无异于缴械投降。

　　在过去的 10 年间，俄罗斯在遗传领域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20 世纪 90 年代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学经费急剧下降，至今，俄罗斯仍然落后于其他大国：2017 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中仅有 1.11％ 用于研究，而在中国这一数值是 2.13％ ，在美国则是 2.79％ 。

　　而今，基因编辑的时代已然来临，洪流之下，任何个体、甚至是国家，都无法控制、阻挡或逃避。

　　俄罗斯终于进场、参与厮杀，在已然落后的情况下，俄罗斯是否可以迎头赶上呢？

　　并不乐观的态度

　　2018 年 7 月 25 日，欧盟最高法院宣称，基因编辑作物将面临与传统转基因生物相同的严格管制。

　　对许多研究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挫。

　　在此之前，研究者曾经希望通过 CRISPR 技术“逃避”因转基因技术带来的藩篱，逃脱欧盟法律的关于种植、销售基因修饰植物的诸多限制。

　　一直以来，欧盟对转基因植物都持有保守和谨慎的态度。欧盟对转基因作物并非是完全拒绝，但每一种的审批过程都十分艰难和漫长。

　　而欧盟最高法院的决定，意味着基因编辑植物和动物在欧洲的种植、繁育或销售，也要经历相同的命运。

　　这些规则的束缚，直接在资本市场上得到了反馈：如果不能进行商业转化，就很难得到研发资金的资助。基因编辑作物并不会从欧洲的实验室中消失，但同样也得不到足够的研究资金；商人逐利，同样商人也不会问津一个没有利益回报的技术。毫无疑问，最终这类技术的研发和商业化将会“出走”欧洲。

　　图|全球对基因编辑技术管制情况 （图片：Nature）

　　相比之下，欧盟国家之外的“天地”要自由和广阔得多。美国农业部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基因编辑技术并没有严格的限制。而在中国，限制更是微乎其微。

　　俄罗斯能否如期完成这项十年大计？目前看，政治上的阻力要远大于技术本身。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一联邦计划的推出只是解决了资金问题，但法律法规、商业推广，甚至是其中审批所要面临的复杂的程序、过度的官僚主义，都是目标实现路上的重重关卡，其中任何一环都可能毁掉整个项目。

　　命运蹉跎的双生花

　　上一个面临如此命运的，是转基因技术。

　　人类从刀耕火种走到今天，作物产量已经提高了数十倍乃至数百倍，最直接的贡献源于农作物品种的不断选育。而传统的杂交技术与转基因技术都是人工对作物进行选育，让物种间取长补短，培育出性状更为优良的品种。

　　杂交技术是在亲缘关系相近的两个物种之间进行整套遗传物质的融合，并经过不停的杂交自交，最终获得纯化的新品种。但传统诱变技术对基因的突变不能定向控制，往往耗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最终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相比之下，转基因技术可以选择性地引入生物本身所不具备的优良基因，使其更快速高效地获得优良性状。

　　但这种外源基因的引入，被保守人士认为是“引狼入室”，而欧洲更是“反转基因”的主要战场。曾经的转基因巨擘孟山都（已于 2018 年 6 月被拜耳收购）多次尝试登陆欧洲市场，却屡屡铩羽而归。

　　本来是加速作物优良性状筛选的手段，却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大麻烦。其中的一大根源，就 2012 年 9 月，Gilles-Eric Séralini 教授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 《农达杀虫剂及耐农达转基因玉米的长期毒性研究》的文章。

　　文章中声称在大鼠实验中转基因玉米 NK603 会诱发肿瘤。虽然不久后这篇研究就被杂志撤回，但时至今日仍被“反转”人士当做是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重要证据，也因此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转基因大战。

　　为平复公众间的争论，同时也反驳 Séralini 关于欧盟 90 天的研究不足以证明转基因食物的致癌作用的质疑，法国及欧洲当局随即决定展开三项研究计划，分别为由欧盟资助的“转基因生物风险评估与证据交流”项目（GRACE）和“转基因作物 2 年安全测试”项目（G-TwYST），以及法国资助的“90 天以上的转基因喂养”项目（GMO90+, 01.2014-12.2016）。

　　历时六年，三项研究目前均已结束，共耗资 1500 万欧元（约合 1.17 亿元人民币）。已公布的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实验的转基因玉米品种在动物实验中并没有引发任何负面效应，也没有发现转基因食品存在潜在风险，更没有发现其有慢性毒性和致癌性相关的毒理学效应，相关研究结果在多个期刊及近期的法国植物生物技术协会的报告上进行了发布。

　　但这些都不能轻易地让“反转”人士转变阵营。

　　心魔当道，事实已经不重要了。

　　但严格意义上来说，基因编辑因为同样人为地对基因进行了修改，因而也应算为基因修饰的一种。

　　本是同源同本的双生花，命运却截然不同。

　　显然，人们对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的态度温和得多，甚至在一些临床应用方面，人们的态度堪称“狂热”。

　　而一些人更是逾越雷池，2018 年 11 月，中国的一则消息引爆全球各界：时任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的贺建奎宣布，两名携带经过 CCR5 基因编辑的婴儿已经在中国诞生。

　　任何一次不严谨的操作，都可能毁掉人们对一种新兴技术的信任。而这一次，这一不负责任的行为让人们快速意识到认真的审视和管制基因编辑技术已经迫在眉睫，如果再放由其发展，很可能最终基因编辑这种强力的工具，同样会像转基因技术一样，被打上“怪物”的标签。

　　无论十年后俄罗斯是否可以如期上交答卷，无论最终基因编辑技术将会走向何方，毫无疑问，此刻我们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滚滚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