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漠中有生命的穿行

作者：马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1992年，作家余秋雨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文化苦旅》，收录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他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在新中国70年来的出版和阅读史上，《文化苦旅》的出版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近30年来，《文化苦旅》深受广大读者和出版商青睐，其海内外的巨大销量难以计数。在中国当代散文发展史上，《文化苦旅》开“文化大散文”先河，全书凭借山水风物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启迪人们思索中华文化的走向。携着《文化苦旅》一路走来，余秋雨为中国文化界绘制了一幅生动的图画。

　　《文化苦旅》中的部分篇章曾连载于《收获》杂志1988年第1—6期

　　“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

　　20世纪80年代后期，余秋雨开始了他漫长的“文化苦旅”。那时，他已出版《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等学术著作，出色的艺术感觉和散文般的诗意语言使他在学界获得不错的口碑。但他不满足于埋首书斋的单调生活，“连续几个月埋首于砖块般的典籍中之后，从小就习惯于在山路上奔跑的双脚便会默默地反抗，随之而来，满心满眼满耳都会突涌起向长天大地释放自己的渴念”。

　　《文化苦旅》初版本，1992年3月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

　　另一个触发余秋雨决定“行万里路”的诱因来自美国纽约大学的著名教授理查·谢克纳。这位比余秋雨大20多岁的教授“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回到上海仍毫无倦色，逛城隍庙时竟像顽童一样在人群中骑车而双手脱把、引吭高歌”。这种生命状态令余秋雨钦佩和羡慕。于是，他开始借助各种外出讲学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文化旅途。余秋雨发现自己想去的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地方，站在那里就会感到人、历史、自然交融在一起，自然山水也成了一种“人文山水”，而写文章的冲动再也止不住了。他回忆说：“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以及眼下这本书。”

　　新版《文化苦旅》，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

　　1987年，《收获》杂志副主编李小林收到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余秋雨从外地寄来的两篇散文。余秋雨时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他在来信中说自己正在西北做课题调查，走的是一次“文化苦旅”。李小林说：“我们正好对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很感兴趣，如果没有这四个字，可能就作为散文发了，但是看到这四个字，我们一下子觉得很有意思。”由于李小林的催稿和督促，余秋雨坚持写了下去。1988年，《收获》第1期以“文化苦旅”为专栏名，开始发表余秋雨的散文，这也是这本重要的文学杂志第一次请作家以专栏的形式连续发表散文。从第1期至第6期，《收获》先后发表了《阳关雪》《悬崖石室》《沙原隐泉》《牌坊》《庙宇》《白发苏州》《洞庭一角》《道士塔》《莫高窟》《柳侯祠》《白莲洞》《酒公墓》《贵池傩》《西湖梦》。除了《悬崖石室》，其余后来均收入散文集《文化苦旅》。

　　开启“文化苦旅”那一年的余秋雨

　　专栏文章推出后，引起关注和好评，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7家著名出版社和海外出版公司都寄来出版约请，但《文化苦旅》一书的出版并不顺利，简直是经历了“死里逃生”。

　　当时作为《文化苦旅》责任编辑的出版人王国伟任职于上海知识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的前身之一），他与余秋雨交往多年。王国伟在2015年出版的《我经历的22个出版事件》中详细回忆了《文化苦旅》出版的波折。先是南方一家出版社获得余秋雨的同意，“可他们却误判了《文化苦旅》的价值，只是想把《文化苦旅》做成一本放到旅游地卖的、类似于旅游指南的小册子。当然，内容就不需要太多，他们提出要余秋雨删掉部分内容”。余秋雨不同意，就委托李小林帮他收回了书稿。随后，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愿意出版，但要放到该社出版多年且有许多作家加盟的散文丛书中。余秋雨认为散文丛书参加的人太多，而且开本太小，便搁置了此事。后来，王国伟去余秋雨家，余秋雨谈起了《文化苦旅》出版的不顺。王国伟当即表示把稿子交给他。在王国伟的眼中，当时的书稿在余秋雨书房的角落里，像一堆废纸，惨不忍睹。“稿子很零乱，一堆稿纸大大小小，有杂志的复印件，有他手写并修改过的，还有几块内容用糨糊拼接的。稿子上满是那家南方出版社各种色笔画画改改的痕迹。”这正如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初版后记中所描述的，“寄回来的原稿已被改画得不成样子，难以卒读，我几次想把它投入火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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