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3月23日，雨果在日记上写到：下雪，买下一大批中国的丝织品，卖主是个参加过远征军的英国军官，东西是他从中国皇帝的圆明园抢来的。15（英镑）360（法郎）。老天哪，整个中国在地上跌得粉碎！
巴黎圣母院大火，为何在中国剐出一道裂痕？
在后来选入中国语文课本的名篇——《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雨果写道：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那才是真正的物主。
我们把平等不偏私称为公正，把相信公正的实现称为理想。然而159年过去，雨果当年期盼的历史的公正依然没有实现。
从今天早晨开始，巴黎圣母院的一场火引发了中国舆论场的一场火。最新的舆论是，对那种把巴黎圣母院和圆明园联系在一起的声音严加批判，他们说，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以历史的名义发泄自己的情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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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了，巴黎圣母院和圆明园是能“混”一块的，还不是别人，就是雨果。
孤独的雨果
我们现在都知道，雨果是世所敬仰的大文豪，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影响了无数人。
我们却很少知道，雨果在世时是不怎么受待见的。曾经因为反对拿破仑三世复辟，被迫流亡英吉利海峡中的根西岛19年。
他一生曾为两座人类文明遗产大声疾呼，都不能遂他的心愿：一座是圆明园，一座是巴黎圣母院。
今天巴黎圣母院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力，跟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那个“艾丝美拉达”、那个“卡西莫多”有非常大的关系。雨果当年创作这本小说的初衷，也是想批判当时把艺术“视同草芥”的法国人，呼唤人们对历史遗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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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圣母院差点被摧毁。教堂被改为“理性神殿”，后来准备改成仓库，门洞上方“国王廊”里的二十八尊以色列和犹太历代国王雕塑，被愤怒群众当做王权的象征，拆下来当废品卖了。圣母院珍宝库被洗劫一空，到处是被移位的雕像和砍了头的雕塑。
为此痛心疾首的雨果，开始了十多年的奔走呼吁，终于在1844年等到了修复计划，然而雨果又发现，负责修复工程的建筑师夹带了许多个人风格，雨果愤怒斥之：“眼看中世纪建筑艺术已落入何人手中，眼看今日涂泥抹灰的庸手如何对待这一伟大艺术的遗迹，真叫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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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在当时的法国属于“多余的啰嗦”了。
圆明园同样如此。
有中国学者研究，《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实际历史上并不存在巴特勒上尉这个人，创作时间也不是在1865年附近。雨果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过去10年，欧洲舆论已经忘记了这场战争之后，依然念念不忘、义愤难平，在整理个人集时特意写作了这一篇并加进去的。
包括，他反对拿破仑三世的统治，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他对中国的同情、对侵略战争的愤怒。
1870年，拿破仑三世想搞一次投票，确认法国人民支持他的第二帝国，有人询问雨果的态度。雨果回答“反对”，因为拿破仑三世“联合英国给中国看看欧洲这个文物破坏者的形象，用我们的野蛮行径让野蛮人目瞪口呆，和摧毁巴特农神庙的额尔金的儿子合伙焚毁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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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说，在根西岛流亡期间说的这些话不是他的话，“这只是真理和正义在无限之中永恒而响亮的颤动”，是良心在说话。
正是本着这颗良心，雨果从保护人类共有的文明遗产角度，把巴黎圣母院和圆明园放在同等的天平上，为它们的毁坏痛心疾首，他在为历史的公正疾呼。
但是，雨果在他那个时代又是如此孤独，他为之疾呼的两个遗产，巴黎圣母院面目全非、圆明园化为灰烬。谁都期待公正公理，抽象的道理谁都明白，但要在现实中实现它，又是何等之难。
公正，该如何是好
还是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雨果写道：“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
话虽如此，但就当年那些被杀害被强暴的百姓，圆明园无声伫立的残垣断壁而言，他们该恨的是法国、法国殖民者、法国政府，还是法国人呢？
有人肯定会说，当然是殖民者啊，政府和人民要分开。
但就现实当中的一个个具体的人而言，他们经历过的看到的听到的不一样，他们抽象不了。
刀哥小时候对日本人的最初印象，来源于把刀哥带大的外婆的故事，她说，日本人来的时候，她还是“学生子”，家里的厂房全给日本人的炸弹烧了，她和姐妹躲在鸡圈里。她说她一辈子也忘不了，日本人的靴子在地上摩擦出的“踢踏、踢踏”声。
她后来一生都瞧不得日本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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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从朋友那听过完全相反的故事，他说他爷爷抗战时期唯一遇到过的一队日本兵，对他态度一直不错，让他上山砍柴买他的柴火，都会付不少钱，所以他爷爷一直觉得，日本人也没有那么坏。
刀哥听完这个朋友的说法，一度很“来气”，但是一想，以当时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国民意识，老爷子是完全根据他的感性认识和经历来判断的，自然狭隘，但也难再说什么。
今天，当很多中国人在塞纳河边沉醉，为巴黎圣母院宏伟的大理石雕、斑斓的彩色玻璃而震撼的时候；也有很多中国人在圆明园大水法的残柱前扼腕、流泪。对人类文明遗产的珍视与喜爱，对文明遭遇破坏的惋惜和愤怒，这种心情是一样的，是可以共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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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当年的“战利品”并没有“被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中国人也没有等到一句道歉，雨果泉下有知，或许没有合眼；历史的伤痕，也没有完全愈合。既然大多数中国人选择了宽容与原谅，我们也要宽容那些还不能接受宽容的声音。
历史的审判很难代替现实的审判，抽象的理性很难抵过现实的认识，这是公正与理性实现之难。
因为有这份难度存在，舆论中因此有一点杂音吧，我们也没必要感到羞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