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过年回湖北的火车上返京了

2019年12月31日那天，网上盛传着一张《紧急通知》，其中的“不明原因”四个字令人担忧。

现在回头来看，2019年最后一天的经历如同草蛇灰线，暗示着未来三个多月的不平静。

2020年就这样来了。 

在武汉正式宣布封城之前，我曾在成都与同事们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即将迎来春节，心情本该是闲适又期待的。

钟南山宣布病毒可以人传人时，我已经回到了北京。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快去武汉。我要让家人和朋友对这件事重视起来，同时，我已经开始为去武汉做准备。如果武汉真的爆发了疫情，那作为记者的我更应该抵达前线，我应该在第一时间最近距离见证和记录。

我回家的高铁票是1月23号，而那天凌晨武汉宣布了“封城”的消息。坐上高铁的时候我非常紧张，准备了手消毒剂、酒精和北京家中库存的全部N95口罩。列车开动时，看着逐步后退的风景，我觉得越来越安心，直到接到了部门负责人的一通电话。

电话的大意有两层：第一是武汉已经封城，此刻进入后不知道何时才能离开；第二是如此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国家卫健委一定会对此事做出重大响应，我作为国家卫健委跑口记者应该留守北京，以便随时和国家卫健委保持联系。经过与父亲的沟通，我在郑州站下了车，买了一张掉头回北京的车票。

 回北京的火车上

这是母亲和姥姥去世后我第一个没有回去的“年”，往年无论遇到任何情况，在外的游子过年是一定要回家的，因为对我而言年夜饭并不重要，过年的祭祀活动更重要。最终，带着歉意，带着愧疚，带着各种复杂的心情，我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我给永远不会再回复消息的母亲用微信发了一条消息——新年快乐。

从1月24日开始，我与北京同事开始长达三个多月的不间断的疫情报道工作。回忆武汉疫情爆发那段时间在北京的几个月，作为国家卫健委跑口记者的我，每天都要去参加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持续多月未间断。可能很多人觉得跑会相比抗疫一线更轻松，但就个人感受来说，这段参会经历着实辛苦且繁琐，除了对稿件时效性有要求，还需要记者对疫情发展和局势有宏观掌握，更重要的是不能缺席，这样才能保持对政策变化的连贯性。

传染病流行时期，卫生部门牵头制定的防控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多部门协同配合，所以“联防联控”四个字的本质在一场场发布会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么多场发布会开完，虽然辛苦但对人的成长也颇有帮助，更重要的是它提升了记者的视野高度，对于“政策”本身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而在连续参加了几个月的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后，我也获得了几十个提问机会。

 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提问

这几个月以来，在发布会上，负责不同领域社会功能的国家部委几乎见了个遍。会议地点国二招原本是每年两会期间四川代表团的驻地，现在成了最熟悉的地方之一，几乎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三楼的会议发布厅。

在疫情爆发到基本被控制的这三个月里，从冬天到春天，我始终未能抵达武汉，即便我曾离她那么近。这大概是我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情。武汉解封的那天，我流着眼泪偷偷发了一条豆瓣广播，蹩脚的套用了张枣的一句现代诗——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樱花就落满了珞珈山。

回顾这几个月以来的经历，我对于自己希望在未来从事的工作有了更具体的思考。在疫情突临这种关乎生死的关键时刻，医学挺身而出、熠熠闪光。但在硬币的另一面，一些人们的综合医学素养还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医学本身，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误解和伤害不胜枚举。我期待能有更多的记者投身医疗新闻报道，引导人们用科学的视角看待问题，弥合伤口与裂痕，促成认识的提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