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做官”现象会愈演愈烈(10)

240多年前，瑞典公民可随时查看各级官员的纳税清单，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在那时甚至没有电脑，所谓“技术手段”的成熟永远都是相对的，以此作为不能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理由，未免太牵强。　　

至于“公开与隐私”的界限问题，这本来就是财产申报法的主要内容，以此作为否定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的理由，显然是一种循环论证。可以说，相关配套制度与财产申报制度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是法律之间相互推动与协调实施的关系。至今，世界多数国家或地区都有财产申报法，其立法的成熟经验，可资借鉴，所谓“界限不清”只是因为太多顾忌“中国国情”、迁就现实而已。法律来源于现实，如果法律对现实超越过多，可能引发大量规避法律的行为，但法律又有引领文明、促进立法者完善配套法律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出台财产申报制度不会产生负面效应。在很多法律制度中，存在相互冲突的价值，匆忙出台一个法律制度可能对其他迫切需要实现的价值形成障碍。如，在犯罪形势严峻、侦查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规定所有侦查中的强制性措施都要经过中立的法官的批准（即令状制度）可能导致打击犯罪不力，冲击刑事诉讼的保护人民安全的价值；在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没有底线保障的情况下匆忙出台新闻法，可能会导致以规范新闻媒体行为的名义而将新闻法变成一部主要为限制新闻自由的法，等等。但是，在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问题上，我看不出来到底会存在什么样的负面效应。曾有反腐专家王明高认为“实施财产申报制应慎之又慎，不然有可能引发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风险”，（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入《公务员法》之辩，?contentid=886&columnid=899，来源，中国经营报。）我难以想象的是：这个风险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有风险的话，我认为至多是执法不严、导致法律威信受到损害，导致不幸被抓的贪官们认为“法律面前不平等”，“还有更大的贪官没被抓”而觉得委屈。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人民的要求是：打击腐败，少比无好、多一种途径比少一种途径好、对贪官们疏而有漏比让他们“自由飞翔”要好。从整体上来说，立即实行、逐步完善财产申报制度，只会提高整个中国法律的威信和人民对法律的信心。　　

财产申报制度出台的真正障碍在哪里，在立法机构和政府对此没有足够的热情，对人民的期望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代表非公职人员、普通民众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比例还太少了，他们没有能够真正反映民意、实现民意。正因为如此，财产申报立法的议案才会在冠冕堂皇又其实又不堪一驳的理由之下被一次又一次的否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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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好事者把当局争权夺利的景象描绘得栩栩如生。　　

一场广泛彻底的人事变动正在全国悄无声息地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权力角逐正在中国官僚阶级中间如火如荼地进行。 　　

权力，这个在中国最炙手可热的东西，正在被上层权力的拥有者当成奇货可居的商品，向被他视为最亲近的人群出售。　　

曾几何时，官场的潜规则还是"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到如今已是"光跑不送降职使用"了。　　

送多少？你看看倒下的贪官拥有多少家产，就知道官僚们有多少钱可以送礼、又有多少值得收礼了。反正，花百十万元争个村长的事例已非绝无仅有了，当然，买个村官的钱往往并没有花到上边，但那个疯狂却是上下一致的。　　

钱从哪里来？无不是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从侵吞国有资产到出卖公共资源，再到盘剥普通百姓。权力，无处不浸透着中国百姓的血泪和屈辱。　　

看看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看看社会的财富正在向哪部分人转移。在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还没有脱离贫困之苦的今天，根据保守的估计，中共高级官员或其子女的平均财富已经超过七百万元，更有大批的财富已经转移到国外。难怪中国动议数次，却总是不能实施官员申报财产的方案。